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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受访者提供）
界面新闻记者 | 张一诺
在内需不足成为经济运行核心矛盾、传统投资拉动效能持续衰减的背景下，《扩大消费 “十五五”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作为国家级专项规划正式印发。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表示，《规划》的出台标志着，扩消费政策完成了从短期逆周期调节工具到中长期国家核心战略的层级跃升。
《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按此测算，“十五五” 期间社零年均实际增速约为4%。对于这一增速水平，滕泰认为，目标设定整体偏务实审慎，为潜在的经济波动预留了缓冲空间。需要注意的是，社零统计口径仅覆盖实物商品与餐饮消费，并未纳入养老、医疗等大额服务消费，偏保守的商品消费目标，也为服务消费的扩容预留了政策空间。
顺应消费结构转型趋势，《规划》专门部署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将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领域置于突出位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总支出比重已达46.1%，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消费增长引擎正在从商品单轮驱动向商品、服务双轮驱动的切换。
滕泰表示，提振服务消费不能仅止步于放开行业准入、扩充供给，在全行业供给普遍过剩的大背景下，消费本质是收入的函数，脱离居民购买力的供给扩容只会进一步加剧供需失衡。唯有重点锚定需求侧发力，持续夯实居民消费能力，才能真正打开服务消费的增长空间。
“扩大消费并非简单的刺激终端需求，而是一场覆盖收入与结构、需求与供给的系统性变革。”滕泰强调。
他进一步表示，要实现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考验的是政策的边界感与精准度。工资性收入由市场供需与企业效益决定，行政强行干预往往适得其反；政策真正的抓手，在于推动财政从建设型向民生型转型，通过消费补贴、社保提标，降低预防性储蓄意愿，借助合理的货币政策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
他还强调，消费与投资从来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动态平衡的双轮。当财政预算向民生消费倾斜，投资更加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国经济才能真正构建消费引领、有效投资托底的内生增长，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扩大内需之路。
以下是本次采访实录，经界面新闻编辑整理、受访嘉宾确认
界面新闻：扩大消费首次作为国家级专项规划正式印发，其出台的核心背景是什么？相较于 “十四五” 时期的促消费政策，本次规划在定位、思路和抓手层面有哪些显著的升级与不同？
滕泰：《规划》出台的核心背景是内需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传统地产、基建等投资拉动效能持续递减，部分制造业产能过剩也制约了制造业厂房设备投资，从而使投资需求进入同比负增长阶段。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率显著低于同等发展阶段经济体。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其中，制造业投资下降1.2%，基建投资下降2.4%，房地产投资下降18%。2025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40%，处于全球偏低水平——全球这一水平在50%以上。
在这种背景下，相对于十四五促消费多是稳增长的配套短期举措，把扩大内需从逆周期调节上升为中长期经济战略，体现了决策对扩大消费的更高程度重视，政策思路和部署也更加了全面。
相比“十四五”时期促消费主要作为短期稳增长的配套措施，当前将扩大消费提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的高度，标志着这一政策已从逆周期调节工具上升为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不仅体现出决策层对消费不足问题的高度重视，也表明政策思路和整体部署更加系统、全面。
界面新闻：《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这一设定是基于怎样的测算与考量？要实现这一目标，核心的增长动力将来自哪些领域？
滕泰：到2030年社零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意味着2026-2030年期间年均实际增速维持在4%左右。这个增速设定比较务实审慎，既没有透支增长预期，也为潜在的经济波动预留缓冲空间。另外要注意，社零口径只包含实物商品与餐饮，不涵盖医疗、养老等大额服务消费。当前我国服务消费占居民总消费比重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养老、托育、健康、文旅等刚需缺口明显，扩容潜力最大，相对保守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目标，也为更高的服务消费增长预留了空间。
我个人认为，后基建时代，考虑到投资需求增速已经进入相对低增长阶段，未来几年实际消费增速目标可以更高些，比如5%以上。当然股票投资软件，消费作为收入的函数，仅仅通过普通就业收入的增长是很难达到这个增速的，除非在消费补贴、财产性支出、社会保障水平、货币政策等方面有重大突破。总之，“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战略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且有可能、有条件完成。
界面新闻：《规划》将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服务消费置于突出位置，部署了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为何重点发力服务消费？我国服务消费供给端存在哪些短板？
滕泰：大力发展服务消费是符合我国消费转型趋势的正确选择。从现状来看，我国居民服务消费占比长期偏低，既是消费结构里的明显短板，同时也蕴藏着巨大增长空间。
过去商品消费是居民消费的绝对主力，服务消费仅作为补充，而现在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第一引擎。2025年数据显示，我国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总支出比重达到 46.1%，近乎占据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整体消费结构开始从商品消费单一驱动，向商品、服务双轮驱动转变，长期还会进一步朝服务消费主导发展。
当下不少观点认为，提振服务消费的核心突破口在供给端，但如果只盯着供给端扩容，却忽略居民消费能力，很难真正撬动消费增长。养老、托育、教育等领域确实存在供给约束，放开相关准入限制、增加服务供给，也能够直接扩容服务市场。但无论是服务类产品还是实物商品，消费的本质都是居民收入（尤其是收入端）的函数，二者提振的底层逻辑完全一致，核心发力点都应落在需求侧。
我们出台系列扩消费政策，核心背景是国内内需不足，对应的现实问题是供给过剩，不仅工业制造品普遍产能过剩，餐饮等传统服务业也有供给过剩。想要化解供给过剩问题，核心路径是扩大居民需求，而非继续加码供给。当然，在新经济赛道、供给长期短缺的细分领域，增加优质有效供给能够创造全新消费需求，这一点要客观看待。
界面新闻：《规划》专门设置“人工智能 + 消费”专栏，将数字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作为贯穿主线。AI技术对消费市场有何作用？“十五五”期间数字消费有望涌现哪些标志性的应用场景与增长极？
滕泰：从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短期之内，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与利率两大要素。倘若这两项核心变量没有发生实质性调整，想要实现消费大幅上涨，并不契合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但立足于长期视角，消费也是新供给的函数，全新的产品与业态供给，可以激发市场当中原本潜藏的潜在需求，也就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举例来说，百余年前大众的出行诉求仅仅停留在更好的马车，汽车问世之后，直接催生了整个汽车产业的消费需求；二十多年前，智能手机尚未诞生，民众仅有潜在的这种心理需求，并没形成实际购买力，苹果推出智能手机之后，才创造出规模庞大的移动端消费市场。
我在2012年发布《新供给主义宣言》时，便率先提出“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理论，如今这套理论已经在国内经济学界广泛传播，并且落地在多项宏观政策文件之中。步入人工智能时代，“AI + 消费”正是依托新供给催生新需求、拉动国内经济上行的重要赛道，持续重塑大众日常生活模式，提升居民消费体验。
当下，智能驾驶、AI医疗、智能教育已经发展成为成熟的消费赛道，人工智能还深度渗透办公研发、市场营销、文化传媒等诸多产业，衍生出不少新型消费业态。不过，现阶段各类AI消费场景仅仅处于起步阶段，这和互联网产业发展初期的形态十分相似。互联网刚刚问世时，市场同样无法预判它会深度改造商贸、物流、金融行业，催生出一大批全新商业模式。目前，我们也难以精准预判未来五至十年AI所能创造的全部业态，但可以确定，人工智能绝非普通的技术迭代，其变革可以比肩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会全方位改造人类的生产模式、工作模式与生活方式，甚至重塑人类文明形态。源源不断的新供给持续创造新需求，这也是我们能够长期看好国内总需求扩容、经济稳步复苏的重要底气。
界面新闻：上面您提到，如果忽略居民消费能力，很难真正撬动消费增长。《规划》也提出“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等要求。在您看来，要真正让居民 “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最需要突破的现实堵点是什么？有哪些政策可以期待？
滕泰：提振消费需求，关键是要从多渠道提升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一方面，提高居民经营性、工资性、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通过降息、财政消费补贴、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方式稳定消费预期，从制度层面打消居民预防性储蓄顾虑。
居民收入分为多种构成，从长期维度来看，薪资类就业收入是居民收入最稳定的来源，但就业收入本质属于经济运行的内生变量，主要由市场机制主导。企业薪酬水准依托自身营收与盈利状况而浮动，倘若经营效益稳步上行，企业自然具备上调薪资的动力；倘若企业利润持续承压，依靠行政指令硬性推动涨薪，企业大概率会通过缩减用工岗位对冲成本，最终反而背离政策初衷。从宏观层面来讲，全社会薪资整体走势，由劳动力市场供需格局决定。就业岗位稀缺、劳动力供给过剩时，薪酬上涨缺乏底层支撑。经济景气度上行、用工需求扩张，居民薪资便会自然而然实现增长。
简言之，就业收入依托市场要素形成波动，并不直接属于政策可以强行管控的指标。因此，在对居民增收施策过程中，政策需要聚焦自身可以调控的领域精准发力，厘清权责边界，做到市场的事由市场调节，政策范畴内的事项依靠制度落地推进。
能够借助政策工具增加居民收入的路径有不少。在财政端，持续完成由建设型财政向民生型财政转型，加大低收入群体补贴力度，适度投放消费券拉动内需；推进国有股权划转社保基金，夯实社会保障底盘，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在货币端，合理运用降息政策，降低居民储蓄意愿，引导资金流向消费市场。除此之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能够赋能资本市场发展，资本市场行情向好，可以有效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
界面新闻：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来看，内需仍然偏弱，消费和投资双双承压。时间拉长到整个“十五五”期间，面对国内外的复杂形势，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好消费与投资的关系？
滕泰：消费与投资的关系随经济发展阶段动态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立足国情，科学调整。
过去高速工业化、城镇化阶段，我国依靠投资拉动增长，长期保持40%以上的高投资率。基建、交通、厂房等短板充足，投资乘数效应显著，快速奠定产业基础，支撑了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现阶段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和后基建时代，传统基建、地产、园区、工业设备普遍饱和甚至过剩，粗放投资的边际效应大幅递减。前些年相关部门的研究显示：一个单位的财政资金用于投资的宏观乘数是1.06倍，而同样单位的财政资金用于消费补贴、收入补贴，带来的宏观乘数可达3倍以上。因此，自2022年开始，政策思路重大调整，扩大消费被摆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从供需规律看，老旧过剩供给无法创造新需求，无效投资只会加重库存和过剩压力，如烂尾楼和库存商品，投资越多越浪费、越过剩。新供给如十几年前的智能手机，在其出现前需求为零，出现后创造了N倍新需求，包括衍生出视频、网约车、移动支付等。发放消费券具有普惠性，比如，发放1.4万亿元消费券，人均获得1000元，能激活各地的商业活动，带动各行各业的服务与商品销售，改善企业盈利和员工收入。而1.4万亿元用于某些领域的投资，短期内可以拉动局部行业就业，但影响有限，乘数效应较小，投资的影响是点状的，两年后还可能供应过剩。
当然，消费与投资不是对立的，政策需要平衡两者关系。财政预算应体现民生和消费的重要性，投资应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顾“物与人”，共同推动内需扩大，引领中国经济健康、稳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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